【编者按】汽车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最为紧密的晴雨表，它既是时代记忆也是社会表情。《中国汽车四十年》通过国内40位资深媒体人对我国汽车业改革开放以来的40件大事的回顾和还原，从而呈现出中国汽车业发展的一段真实历史。全书分为四个版块，分别为“破冰之举”“第一支柱”“驱动家国”“改变格局”。本书全文由网通社首发连载，也可关注“禾颜阅车”微信公众号阅读。

【接上期：轿车私有化破冰试水（上）】

从生产资料转到生活用车

事后看，尽管中外汽车企业合资经营的政策发端于1978年，但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依旧是那时候的社会主旋律。人们的观念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激烈交锋，制度安排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的势能在汽车行业的真正释放要推迟到1984年。

首先，这一年出现的两个标志性大事件为合资合作确立了样本和方向，并且，成为此后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开政策的起点。1984年1月，由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汽车公司合资经营的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同年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汽车工业发展问题，提出“我国汽车工业要有大的发展”。正是在这些大胆实践和政策东风的推动之下，才有了此后一系列快速的进展。1985年，相继有上汽大众、广州标致两家合资轿车企业成立；随后，1986年的“七五”计划提出“把汽车制造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1987年国务院北戴河会议讨论发展轿车工业问题，确定一汽、二汽、上汽三个轿车生产基地，等等。

其次，同样是1984年，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已经推进了6年，但是，这一年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改革进程，仍然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依旧是当时国民经济的关键词。同样，“计划”也是汽车这种兼具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双重特性的商品，在市场流通过程中的基本特点。

以上海为例，当时还在地方物资局机电部门任职，现任上海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副会长的商景书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道：“开国初期，我国照搬苏联模式，将汽车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物资’进行计划分配，无论是企业单位的生产用车，还是领导干部的生活用车，都由国家进行统配。”据他介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汽车产品的计划分配体制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要到上汽大众合资投产之后，社会上才出现了汽车销售双轨制的供应办法，才逐渐出现了计划外的松动。

当时上海的这种情况和原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总公司副总经理陈萍的记忆不谋而合，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小轿车作为重要的统筹物资，生产和分配都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享受到相应的轿车待遇。

由此可见，一边是政策的不断松绑，一边却是市场的曲折前行。从生产资料变为生活用车，从少数干部可以享受的级别待遇，到更多普通大众希望拥有的私人财产，先行者们探索的勇气和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现实并不完全同步和匹配。

从统购统销变成市场流通

解决了从生产资料向生活用车的观念转变，与之相辅相成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从统购统销的分配方式向市场销售、正常流通的过渡。说到家用轿车的私有化，不得不重提在20世纪80年代曾盛极一时的罗马大会。据说，这个当初由周恩来总理提出，并且一直延续多年的汽车计划订货会，从一开始就延续了苏联模式，承担着当时作为国家一类物资的汽车计划分配的任务。

作为多届罗马大会的亲历者和组织者，上海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副会长商景书提及当时的盛况依旧是记忆犹新。据他回忆，当时被列为国家一类物资的汽车，很长时间都由国家进行统配，具体的分配流程主要有以下四个步骤。首先，由国家计委对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下达生产及供需计划，汽车位于76种一类物资前列；其次，国家机械工业部再安排国家直属汽车厂按计划进行生产，再由机电司把生产出来的汽车对口国家物资总局；再次，由物资总局做好面向各省、市汽车分配计划的数量指标，下达给各省、市物资局的机电公司；最后，各省、市物资局机电公司将已落实的汽车资源，上报各省、市计委，并对口各行政管理局进行计划分配。

其中，生活类轿车和面包车还要会同社会团体财政购买力控制办公室，审批财政购买额度及汽车指标。

每年举办一次的罗马大会，就处于这其中的第三步，由机械工业部率领各汽车生产厂家和各省、市机电公司，现场完成供需指标的对接。

商景书还提到，即便到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前一年的1991年，汽车行业的合资合作、改革开放已经推进多年，上海还举办了最后一届罗马大会。为了接待现场四五千人的参与规模，当时甚至征用了十几个宾馆和酒店。

可见，告别以罗马大会为代表的汽车统购统销模式并非一朝一夕。一方面，是国家长期以来对汽车分配方式的高度控制；另一方面，是民间不断高企的汽车需求和合资合作带来的汽车生产能力的提高形成内外合力，对原有的国家统购统销模式展开了一个渐进式的松动过程。

同样据商景书的回忆，在上海，汽车销售行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过程，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

第一，1985年，上海市政府与德国大众合资生产大众牌轿车以来，社会上出现了汽车销售双轨制的供应办法，国家允许计划外的一部分轿车实行高价买卖，汽车销售出现了计划外的松动，彻底打破了此前“统购统销”的政策禁忌。

第二，同期，国家对汽车销售企业的管控发生转变，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通过对汽车经营企业核发小轿车经营资质，打破了此前物资局和机电设备公司对汽车的垄断经营局面。比如，上海就对三家经销汽车的公司核发了经营牌照，它们分别是上海市物资局机电设备供应公司、国家物资总局在上海的华东屋子产管处、上海机电一局成立的“上海机电供销公司”。

至此，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到来的前夜，汽车在流通领域的政策松绑和市场松动，让正常的汽车交易和流通找到了市场出路，也让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看到了今后市场发展的空间，同时也为进口汽车的升温逐步扫除了障碍。

主编点评

不应忽视的盲点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部电视连续剧《啊，菲亚特》把温州炒火了。剧中讲述的是替代三轮车的菲亚特126P和这座城市的改造，以及小人物命运的故事。进入新世纪，为了怀念这款小车的功绩，温州人把最后一辆菲亚特送进了博物馆以资纪念。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后来被拍成纪录片《与汽车同行》中的一集“一辆车与一座城市”。其中菲亚特126P是大贸进口车，当时新车售价8000多块。我曾在“上海轿车村”（虹桥机场改造之前的龙漕乡）见过，当地农民买来做出租车。后来我在住的小区里也见过，但老是在修。而温州的菲亚特之所以出名，多半是从上海淘汰下来的二手车。

大贸进口车多半是来自东欧生产的汽车，如拉达、波罗乃兹、伏尔加、菲亚特126P（波兰生产）、斯柯达等。它不同于其他进口车，是“易货”，价格低廉，一度成为私家车的最佳选择。如果追溯汽车四十年的消费史，“大贸车”是不应忽视的盲点，现在看来，这是汽车进入家庭的前奏。但为何被忽视？因为有人过于把轿车当作了标签，而不是当作生活的工具。舆论的误导和认知的偏差，使汽车消费偏离了民有民享的初心。

历史的价值就是真实。“大贸车”在汽车需求匮乏的年代曾经圆了不少普通人的汽车梦。正如本文所描述的那样：在一个国产轿车质量和产能薄弱，并稀缺的时代，东欧大贸汽车在私人尝试汽车消费的初期，提供了物廉价美的另一种选择是不争的事实。也正因为此，我们回到其历史的场景咀嚼，在当下就显得尤为温馨和必要。（颜光明）

【未完待续。本文节选自《中国汽车四十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主编：颜光明、钱蕾、王从军。撰稿人杨克铨，汽车媒体人，从业超过１０年，曾服务于财经报纸、移动新媒体、门户网站等媒体。本书全文由网通社首发，也可关注“禾颜阅车”微信公众号阅读。未经同意不得转载。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