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汽车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最为紧密的晴雨表，它既是时代记忆也是社会表情。《中国汽车四十年》通过国内４０位资深媒体人对我国汽车业改革开放以来的４０件大事的回顾和还原，从而呈现出中国汽车业发展的一段真实历史。全书分为四个版块，分别为“破冰之举”“第一支柱”“驱动家国”“改变格局”。本书全文由网通社首发连载，也可关注“禾颜阅车”微信公众号阅读。

【接上期：汽车牵动“中国神经”（中）】

发展轿车达成共识

国门打开，大家意识到中国汽车业的落后何止是30年。“面对桑塔纳配套，中国汽车业等于零。”有人说，上海桑塔纳干了四年，国产化率才2.7%。有官员责问，为什么？上海无奈地回答：我们是用50年代的设备生产80年代的轿车。当时上海安亭给上汽大众首任外方经理马丁·波斯特的印象是：“在那里，是生活在欧洲的人几乎无法想象的贫困境地。可同时，我又能感受到整个国家对改善的期盼。”

一方面是整个汽车产业的落后已跟不上世界汽车产业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甚至还要晚一些的日、韩汽车已经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的汽车发展道路，在汽车产业上的获利，让国人看到了汽车在拉动经济和消费上的魔力不能小觑。它的启示不亚于对“亚洲四小龙”崛起时所产生的共鸣，尤其是看到了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抑制不住消费的欲望，迫使汽车业转型而面向生活需求正成为时代的呼声。

同时人们对于大量汽车进口带来的负面效应表示不满，由此激起的舆论关注开始上升到民族自尊和意识领域，及对外开放的观念转变。采用“市场换技术”的合资引进模式尚未产生效果，而自主品牌又没启动，人们的期待陷入迷茫之中。所以，发展轿车也就成了敏感的社会话题。在私家车还是大多数人心里的一个梦的20世纪80年代，有关轿车的问题动辄就会成为新闻。人们的关注度超乎寻常。

每到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就会有类似“倡导领导干部乘坐经济型国产轿车参加两会”的新闻见诸报端。其中很有影响的一件事，就是机械专家沈鸿给一汽写的一封信引发了社会的共鸣。他写道，“每次我乘坐轿车到人民大会堂去开会，大会堂前黑压压地停满了车，放眼望去，其中只有一辆国产车，就是我乘坐的红旗轿车。你们要努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车。”

轿车问题也成了政治问题。在以后的汽车竞争中，大家议论最多的也就是轿车竞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经、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话题，不时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掀起舆论的波澜，成为中国社会近四十年来绕不开的敏感问题。然而，汽车正是中国崛起、方兴未艾的重要引擎之一。正如《得中国者得天下》这本书所指出的那样：“汽车产业彻底改变了20世纪的美国，它也将彻底改变21世纪的中国。”依据就是“汽车改变世界”。尽管1985年在北京举行的“汽车工业发展战略问题研讨会”还没有看得这么远，想得这么深，也不可能预见到中国会这么快进入汽车社会，轿车会成为亿万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它对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道路的探讨，确立汽车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并取得上下一致的共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高度共识，才有了后来中汽公司给中央的三个报告《关于发展我国汽车工业的建议》《发展轿车工业，促进经济振兴》《关于发展轿车工业的建议》。故有人说，在发展轿车问题上，我们已经晚了，我们不能再晚了。通过后来的各种研讨，越来越明晰了发展轿车对于当下的中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由此形成了一致的观点：汽车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要建成支柱产业必须发展轿车工业。发展轿车工业必将带动中国机械制造业的全面升级，必将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至此，观念转变，上下达成共识。北戴河拍板，发展轿车终于起步。

主编点评

轿车曾是个问题

进入新时期的中国汽车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方向问题。纵观世界汽车发展历史和周边的日韩汽车的崛起，似乎都意识到发展经济离不开汽车工业这个“火车头”的引领。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发展汽车工业又离不开轿车产业。而轿车在现有的体制下，被看作“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尚未完全解禁。而国家已经把发展汽车工业当作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来对待，并写进了“七五”规划，对业界来说，怎么办？ 

处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对于轿车的饥渴几乎是全国性的“大热门”。进口泛滥，走私猖獗，如狂潮般席卷而来，供需矛盾迅速被激化，上升为社会问题。如何挡住进口，遏制走私，以产顶进， 替代进口，出口导向等，成了产业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而且被提到了国家战略的议事日程上来。 

于是，也就有了对“道”的研讨之必要。而单纯的一个产业研讨已不足以解决“术”的焦虑，需要清晰的战略和方向把握才能指引产业发展。故有人说，1985年在北京举行的“汽车工业发展战略问题研讨会”是明确发展方略和方向的“神仙会”，讨论的中重心议题是产业的转型（由卡车生产为主向轿车生产为主的战略转型），却又绕开轿车在避讳，只谈小汽车和客车。春天来了，却乍暖还寒。 

回顾这场研讨，有助于我们对发展轿车问题上的思想交锋的了解，显然并非“姓资姓社”那么简单，而是面对国门打开之后现实的严峻和抉择。应该说，发展汽车业并非没有战略，而是变化太快，准备不足，方向依然明确，目标清晰。事实表明，以产顶进我们做到了，但出口导向还需努力。应该说，这场研讨的现实意义至今还没有过时，不少观点和激辩并非远去，只不过换了布景而已。如果说，过去争取轿车解禁是为了产业发展的话，那么，今天重新认知轿车是为了让生活更加美好。（颜光明）

【未完待续。本文节选自《中国汽车四十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主编：颜光明、钱蕾、王从军。撰稿人王从军，国家质检总局中国质量新闻网总监，中国质检报刊社编委会副主任，《中国质量报》高级记者。本书由网通社首发，也可关注“禾颜阅车”微信公众号阅读。未经同意不得转载。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下期预告：北戴河决策的历史意义】